隋文帝置雅州  始有雅安之“雅”

　　雅安之境，秦汉时代已实行郡县制。
　　从秦灭巴蜀到汉代五百年左右的时间，雅安境内陆续建置了严道、牦牛、青衣、徙阳等县，不过“雅安”抑或“雅州”还没有影踪。三国以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两百多年的时间，雅安被僚人所占，僚人是南边的少数民族，让汉代时期已比较发达的雅安地域几乎回到了原始状态。直到隋朝统一，赶走了僚人，才又重新设县置州。
　　雅安地区历来就是历代各朝的边陲要地，转输兵员，运送战备物资，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这一段历史时期，雅安虽然基本被划入中央政权的版图，但雅安所处的位置，均属边关。为政权守土的兵镇是雅安最常见的建制，由此可见，战乱或许是雅安这一时期的常态。
　　隋文帝仁寿四年（公元604年），置雅州。雅安之“雅”，始有出处。纵贯唐、五代、宋、元、明、清诸朝，雅州这一行政区划的范围虽不断改变，其名称却沿用了千年。
　　14年后，隋朝灭亡。公元618年，唐朝建立，被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来临了。
　　地处边关的雅安，依然战乱不止。但跟随着盛唐的脚步，雅安也迎来一个繁荣和发展的黄金时期。
　　茶马古道、南丝绸之路开始兴盛起来，雅安的茶叶开始源源不断地运输到西藏……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道路的畅通，让雅安与外地产生了更多的交流。泥巴山造成的文化阻隔也开始模糊起来。
　　如今，谈起盛唐雅安，清溪古城和土司制度是绕不开的历史话题。

　　盛唐：边关战事

　　考古发现：清溪古城

　　清溪古城为汉代始建，历代扩建，唐初粗具规模，清代最为完美。在汉源民间有一本清朝嘉庆年间木刻印刷的《清溪县志》，这本古籍前页的一幅“清溪地形图”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城内有9街18巷，南来北往的商贾川流不息。城外不仅有护城河，还有隍堑（没有水的城壕）——这是现在能查阅到的最早的清溪县城地图。
　　历朝设治清溪，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军事。清溪城东南西三面临绝涧，北枕大相岭之麓，筑以城墙，易守难攻。

　　在唐朝，有一个名字和清溪密切相关——西川节度使韦皋。
　　唐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年），韦皋任西川节度使，筑黎州城垣以御强敌。
　　唐朝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对唐朝心存好感的南诏通信韦皋希望重归唐朝。南诏国小力弱，又惧怕吐蕃报复。为了给南诏“扎起”，韦皋调动武卫劲旅，镇守黎州一线。有了“老大哥”撑腰，南诏也不再胆小。
　　唐朝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吐蕃再攻西川。南诏中立。吐蕃孤军大败于清溪关。同年，吐蕃又起兵二万，希望能挣回面子。韦皋所部镇守富林，分兵远击，再破敌军。
　　唐朝贞元五年（公元789年）。韦皋开始反击。他派大将曹有道收复嶲州（今西昌到攀枝花一线）。随后，他遣使和南诏王会盟点苍山，恢复了唐诏兄弟情义。
　　唐朝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韦皋率大军分九路出雅黎。转战千里，大胜而还。
　　四年后，南康郡王韦皋于长安去世。他镇守西川二十一年，破敌凡四十八万。其间仁威并济，政绩昭然。西南各族人民赖以安居。韦皋一去，雅黎等州竞相建祠纪念。
　　韦皋之后，另一位名将登上清溪城头。他就是李德裕。
　　话分两头。再说那旄牛古道。在史料上，此道有三个名字，“旄牛道”、“沈黎道”和“清溪道”。后者的起源，就和李德裕有关。
　　唐朝大和五年（公元831年）。李德裕就任西川节度使。到任后，他立即加固清溪关。从此，清溪关以北的旄牛道改称“清溪道”。
　　同时，李德裕要求南诏归还数千四川被俘百姓。此时的唐朝已摇摇欲坠。南诏国虽不怎么想给唐朝皇帝面子，可慑于李德裕声威，也不敢造次，只得乖乖释放了被俘蜀人。
　　此后三十多年，南边平安。

　　考古发现：天全土司石头寨

　　石头寨是始阳镇破磷村的别名。石头寨的建成，全赖了破磷村那些天造地设的石头。或许是造山运动把岩石翻到了破磷村地表的原因——破磷村最大的特点，便是石头奇多，多得连村名中也含有两个石字。
　　石头寨最有名的“石头”要数始建于明代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的石牌坊——西湖胜景，牌坊面向东北，抹角方柱，这就是抱围石。中门前刻有楷书“西湖胜景”，后背刻楷书“父子忠良”，横额上下为双龙双凤图案。
　　这是天全六番招讨司正招讨将军高继光书立，为全雅安市唯一保存完整的明代石牌坊。

　　当韦皋在泥巴山之南筑城守关时，北面的杨启县也设有兵镇抗敌。在如今天全境内，设有和川镇（今天全县城）、始阳镇（今始阳镇）、安国镇（今多功乡），宝兴境内，则有灵关镇（今灵关镇）。
　　这些兵镇和韦皋遥相呼应，共同抵御外敌，维护唐政权的疆土。
　　但，唐朝不可避免地从盛世转向了衰败。这时，一种新兴的地方统治制度，替代了兵镇制度。
　　公元880年，唐僖宗被黄巢起义军打败，逃亡成都，建立逃亡政权。这时，雅安地区一带也时有叛乱发生，唐僖宗感觉“后方”也不得安宁。
　　经过一段时间的喘息和力量聚集，唐僖宗的逃亡政权有所巩固后，便派军队将领、江南临江府人高卜锡和太原人杨端先后率部西征，进入天全平息叛乱。
　　不久，叛乱得到了平息，高杨二人从此在天全停留了下来，并被朝廷册封为土司，开始在天全的土司统治，这也是汉族实行土司制度为数不多的地方之一。
　　高杨二土司各自以始阳、新场、城厢、老场为基地，扩充实力，逐渐控制了天全全境和今雅安市的宝兴、芦山、荥经部分地方，进而扩大到今泸定、康定一带，形成了割据局面。高卜锡、杨端死后，其子孙继续执掌高、杨势力，并在天全繁衍生息了700多年。
　　从第一代祖先开始，高杨二家不仅在天全六番招讨司掌握着显赫的权柄，他们还十分注重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因此，在土司的一代代后人中，除有远赴贵州等地征战的英雄，还涌现了许多喜文爱墨的读书人。
　　公元1728年，清王朝雍正皇帝为了消除西南民族地区土司间和土司内部的暴力，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次年四月，朝廷以武力胁迫，收缴了高杨二土司的印信兵符和号纸，并将他们迁徙到南昌，统治天全达790多年的土司制度走到了尽头。
　　不仅仅是在天全。在雅安南端的石棉县、北端的宝兴县，土司制度一直是中央政权维系雅安地方统治的重要手段。

　　繁宋：开国钱币雅安造

　　考古发现：宋代窖藏铁钱

　　1988年10月，雅安市区东大街供销社商场基建工地出土一铁钱窖藏，内含两宋铁钱一吨多，锈结成块，腐蚀严重。经清理，部分铁钱可以辨识。其上限为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下限为南宋理宗端平年间。
　　1989年初，在雅安市名山县百丈镇朱坝农民在挖地时又发现一浅土窖，共挖出两宋铁钱50多公斤，同样锈结成块，腐蚀严重。可辨识的铁钱有200多枚。其上限为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下限为南宋理宗嘉熙年间。

　　据分析，这两批铁钱显然是在宋末蒙古入侵时期匆忙入窖的，因而保存较差，锈蚀严重，但仍可以看出其丰富内涵。这些铁钱的时间跨度达260多年，所含年号30种以上，品类达100多种，约占已知宋铁钱的70%以上。
　　据宋史记载，太祖于开宝中，诏雅州百丈县置监冶铸，所铸“宋元通宝”为宋朝开国钱币。名山县百丈乡又出土了百丈监的“太平通宝”。据介绍，百丈监为宋代最早的铁钱监，在我国铁钱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这些都已被公认。
　　但宋代雅州百丈铁钱监究竟在何处，则是一个历史谜团。民间有传说是在今名山县百丈镇附近的官斗山，但这种说法既未见史料记载，又无出土实物证明。
　　据光绪18年编的《名山县志》记载：“铁钱监，在百丈故县。”光绪13年刊印的《雅州府志》记载：“今百丈驿东晏家坝（今茅河乡临溪村）有城故址，隶属建南道四川雅州府。”名山县志又载：“川陕旧皆行铁钱……按百丈河下流为铁溪河，溪边产铁，既铸钱处也。”
　　根据这些史料，考古工作者认为百丈监旧址可能在百丈河下流流经的名山县茅河乡与蒲江县交界处附近。他们对此地进行了发掘工作，并发现了弃置很久的铁渣堆。此地区，多平坝，有丘陵，气候温湿，薪炭来源丰富，又产铁，交通比较方便。考古工作者认为，这是当年设监铸钱的理想处所。但最后的定论，仍有待进一步考查。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雅安地区虽然大多数时候在中国的版图上处于边关兵镇的位置。但雅安丰富的矿产资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流通货币提供了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
　　在西汉初年，汉文帝就曾封宠臣邓通于严道铜山（今荥经县宝峰乡）自己铸钱，史有“邓氏钱，布天下”之说，也常用“邓通般钱，潘安般貌”来形容人的财貌。
　　而更早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楚人也曾在雅安地区内设岷山庄王作为总管，管理黄金和矿产的开采和东运。
　　但是，在宋朝，雅安不仅仅是商业重镇，更是西南地区的“金融中心”。
　　据介绍，宋朝初年，为了维持军马用度，朝廷在百丈开设买茶场，购买雅安地区生产的茶叶，再转卖至吐蕃和大理国，换来马匹。当时距离这两个“茶马贸易伙伴”最近的茶叶主产区，就是今天的名山地区。为了防止铜金属通过茶马贸易外流，朝廷规定“禁铜入两川”，并在百丈故县设立首个“钱监”，督造铁钱，以为通货。钱监就是国家铸币厂。百丈故县设立此机构以后，在全省流通的铁钱尽出于此。后来，其他地区也相继设立钱监。当时全省一共七处钱监，构成了西南地区货币流通的基础。
　　已故的雅安著名史地学家曹宏认为，在两宋期间，朝廷和吐蕃、大理国（即南诏）维持了友好关系，故边庭清静，茶马贸易兴盛，书院遍地开花。“可谓是雅安古代文化顶峰。”
　　然而，蒙古铁蹄打破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