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仪碑局部

　　一件“石头国宝”，留存着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汉朝遗风。三块断裂风化的残碑，续写着中国书法艺术的演进史诗。雕刻四件稀世珍宝的工匠，用铁锤敲击出不朽的强音。1月25日，市博物馆一楼右侧大厅内，解说员陈天娇向参观者介绍馆内的汉代石刻，其中的三块石碑，让参观者都很感兴趣。“这三块石碑叫赵仪碑，是国家一级文物，它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天娇向大家介绍着。参观者们纷纷走近赵仪碑，细细观看这块凝聚了岁月传奇的石碑。

　　旧城改造带来的惊喜。展厅里三块断裂的石碑躺在玻璃橱窗内，静听窗外风雨声。这就是在考古学界闻名遐迩的国宝“赵仪碑”。“赵仪碑是2000年芦山县旧城改造挖地基时出土的，曾被国家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俞伟超盛赞为‘本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 陈天娇介绍说。赵仪碑来自东汉末年，其上记载了蜀郡都尉赵仪的生平。随后，这件稀世珍宝被用作芦山古城的建筑材料，掩埋于古城门脚下长达一千八百多年2000年6月赵仪碑被发现时已断为三块，长、高分别为112、53厘米，115、50厘米，115、53厘米，后人经过拼接，大体可窥全貌。由于赵仪碑以红砂岩为材料，石质疏松，其正面铭文已模糊不清，但碑阴面隶书五列一百余字保存完好，字口清晰，有如新刻，这在目前国内所存汉碑中绝难见到。

　　书法爱好者的最爱。“这个拓片，很多书法爱好者都会珍藏并仔细研究。”1月28日，市博物馆馆长李炳中欣赏着赵仪碑的书法拓片。赵仪碑刻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十一月廿日癸酉， 为东汉末期。“该碑书法风格方峻朴率，严整古穆，用笔以方为主，点画精密而流美，结字方整而典雅，章法上也是横无行、纵有列，字体之大小、长短参差错落，但字与字之间皆有一定留白，整体上显得疏落散逸，率意质朴，然以其文多讹字，当是不谙六书的民间书手所为，也正因为此，反而使该碑于平淡之中透露出一股自由不拘、潇洒随意的自然韵致。”李炳中说。对于赵仪碑的艺术价值，酷爱古代书法篆刻的李炳中认为，这块东汉石碑就是书法发展史上一枚“失落的指环”。

　　汉碑呈现的“书法简史”。“没有这块石碑，中国书法两种基本字体的过渡环节，就将永远不为后人所知。”李炳中说。中国书法基本字体分为篆、隶、楷三种，其中篆字出现最早，楷体最晚。在久远的汉朝，官方以严谨周正的隶书作为公文字体，长达四百余年的两汉由此成为隶书发展的黄金时期。赵仪碑就采用这种字体，字里行间显现出汉末隶书的成熟韵味，具有汉朝书法的典型特征。而疑问就隐藏在这些文字中。通观赵仪碑，遒劲的笔触却不像其他汉碑一般工整严密，一些单字甚至缺少笔画，少了汉代碑文的庙堂之气，反倒流露出当时罕见的简约风韵。和有“最早汉碑”之称的何君阁摩崖刻石一样，存在于赵仪碑字体上的疑问见证了中国书法的演进。在书法艺术上，声名显赫的何君阁摩崖刻石体现出篆字向隶书的过渡阶段，而赵仪碑上简约朴素的文字，则隐隐昭示了一种新字体的兴起。李炳中认为，赵仪碑上褪去严肃神情显出天真不羁的文字，在沿袭汉朝书法艺术风格的同时，孕育着即将在魏晋南北朝兴起的另一种书法艺术形式——魏碑楷体。由此，何君阁摩崖刻石和赵仪碑上，就完整呈现了书法三大基本字体的相互演进过程，一部书法发展史便跃然其上。

　　汉代文化起源的名片。“透过赵仪碑，可以找到雅安‘汉代文化’名片的起源。”李炳中寥寥数语，又引出赵仪碑的另一段传奇。两千年前，当大西南广袤的群山归入汉朝的疆域，雅安成为中原王朝版图上的边陲重镇。中原文明在这里和西南少数民族交汇融合，经济文化交流随之展开，为雅安打下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到了东汉末年，庞大的汉王朝陷入分裂状态，拥有良好经济基础的雅安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在平稳中繁荣发展。作为省级行政中心，当时的雅安官吏众多，商贾云集。大官死后，定会厚葬，这就是雅安汉代碑阙众多的原因。

　　赵仪碑的主人赵仪就是当时蜀郡的军事长官。根据碑上铭文的记载，赵仪死后，人们竖立了墓碑纪念他的政绩功德。可是不久，一场由谢酉、张除两人发动的叛乱爆发，赵仪碑被叛军推倒，并被埋在泥土中，直到建安十三年汉嘉长张河发现了被破坏的赵仪碑。为了缅怀赵大人“以示后贤”，张河命石工刘盛重新篆刻了赵仪碑。再后来，这块石碑被凿成三块，用于建筑城墙，直到今天被考古学者发现。赵仪去世之后的一千八百年间，中国疆域不断拓展，雅安不再是兵家必争的边塞要冲，渐渐成为了西南腹地。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回归中原，几番大起大落后，雅安归于寂静，从此少有大规模动荡。散落在这里的汉代遗存，便安睡在川西明珠的怀抱中，醒来已过千年。公元2000年，赵仪碑从芦山古城门遗址中苏醒的时候，它又证明了另一个惊人假设。芦山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吴伟也认同这个观点吴伟说，赵仪碑作为建筑材料，紧贴着城门原封不动地长眠地底，一千八百多年未受任何惊扰，直到近几年才被发现，足以证明自汉朝开始，芦山县的城市布局就未改变过。吴伟说，如果其间芦山县城有任何大规模的改建行动，都会提前发现位于古城门显眼处的赵仪碑。

　　与汉碑一起闻名的石匠。“石工刘盛。” 赵仪碑阴面铭文的末尾处，篆刻着雕琢这件国宝的作者姓名，这个名字随着破裂的石碑一起分为两半。他叫刘盛，是东汉末年的一名石匠。雅安另一件国宝，东汉樊敏碑上，同样可见这个石工的名字。以“外儒内法”为治国准则的汉朝等级森严，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的墓碑墓阙上，绝少刻有工匠姓名。作为一名普通石工，刘盛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蜀郡都尉和巴郡太守的墓碑上，成为当时极罕见的“作者署名”。刘盛的传奇，却远不止于此。

　　雅安四件汉代国宝高颐阙、王晖石棺、樊敏碑和赵仪碑上，一些若隐若现的关联牵动着考古学者们的目光。早在六十多年前，文学泰斗郭沫若便在《王晖石棺》诗中赞道，“曾读雅州樊敏碑，碑乃建安十年造。石工堂堂列姓名，姓刘名盛子息懆。为时相隔仅七载，况于芦山同建在。想此当亦刘家龙，惘然对之增感慨……”在赞叹刘盛的同时，郭沫若也提出了一种大胆的推测，王晖石棺和樊敏碑“为时相隔仅七载”，故而“想此当亦刘家龙”，王晖石棺亦出自刘盛之手!石匠的传奇在延续，从另一件国宝身上，考古学者又发现了刘盛的名字。

　　位于雨城区的高颐阙，作为全国唯一一座没有倒塌的汉阙，已经傲然挺立了一千八百年。它又正好和赵仪碑、樊敏碑处于同一时期。经过反复比对和研究，无论雕刻技法还是残存文字，在艺术特征上，王晖石棺和高颐阙都和刘盛署名的两件文物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考古工作者确认，这四件国宝都出自石工刘盛之手。李炳中说，一名处于社会底层的石工，竟能在十年时间中，为四位封疆大吏雕刻建造陵墓碑阙，并在其中两人的墓碑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足见在当时蜀汉雕刻行业内，刘盛拥有极高的名望。

　　市博物馆副馆长郭凤武也认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能够在同行中脱颖而出，刘盛必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时也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一个普通石匠，凭着一手雕刻的绝活，不仅在百姓中树立了自己的品牌，也用精湛技艺征服了高高在上的官宦贵族。他留给了后世四件国宝，当他把名字刻在赵仪碑和樊敏碑上时，“石工刘盛”便和他的作品一起不朽。